京兆尹是长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最早设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所谓京，是极大之意；所谓兆，则表示数量众多。定名京兆，显示出一个大国之都的气派和规模。京兆在汉朝时被形容为辇毂，意思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所以京兆尹的更换非常频繁，西汉就有“五日京兆”一说。到了唐朝，京兆尹更是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常常使人力不从心、疲惫不堪，基本上被看成过渡职务，难以久留。
自从担任从三品的京兆尹后，杨国忠觉得自己离朝廷权力核心越来越近了。对这一职务的获得，杨国忠始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不是嫌京兆尹任期太短、事务繁杂，而是因为原礼部尚书兼京兆尹的殷正鸿在长安下辖县内被李林甫派人暗杀、出现空缺所致。杨国忠在惊叹李林甫心狠手辣的同时，又为尽快升成正三品的职务而绞尽脑汁。
多番观察后，杨国忠发现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很想攀附自己，便将目光放在了此人身上。按照大唐边功制度，太平年间武将难以建立军功，无法升迁，若想封爵升迁，就需到边境上不停地杀敌立功。一旦立下显赫战功，武将除了受赏外，还能转为文官，入朝为相。杨国忠不是武将，不可能亲上战场，但如果举荐的人上战场立下军功，自己同样也会得到升迁。放眼整个大唐边境，能让自己举荐的人去和边境一些小国发生战争，并且获得胜利，或许只有剑南节度使率唐军攻打南诏这唯一的途径了。
唐初，云南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因在其他五诏之南，又称“南诏”。在大唐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渐吞并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仍称“南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大唐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此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联合南诏，共同抗衡强大吐蕃，以确保西南边疆的安全。而南诏羽翼丰满后，开始东进，于天宝五载（746年）占据滇池地区，实力大增，引起了大唐的不满。考虑需要共同对付吐蕃，双方表面上继续维持和平友好的局面。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死后，其子阁逻凤继位。遵照惯例，大唐要任命阁逻凤世袭云南王爵，即承认其合法地位；阁逻凤也应在合适时机前往长安，拜见大唐天子，或者到相邻的剑南道，拜见驻蜀郡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接受册封。由于多种原因，阁逻凤继位已有三年，还未接受大唐册封。
杨国忠以为，南诏是一个小国，多年依附大唐，倘若设下计策，能让大唐攻打南诏，胜算肯定很大；另外，南诏距离长安非常遥远，阁逻凤去剑南道拜见驻蜀郡的剑南节度使的可能性很大，而云南郡是必经之路，云南郡太守张虔陀也渴望立功升迁。等阁逻凤途经云南郡时，让张虔陀想方设法将其激怒，反叛大唐，岂不是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了。想到这里，杨国忠便召云南郡太守张虔陀进入长安，直接来到自己的府里，然后悄悄地告诉他，要不惜一切手段彻底激怒阁逻凤，力争将其逼反；张虔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天宝十载（751年）十二月，阁逻凤带着妻儿前往蜀郡，准备拜见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途中经过云南郡。云南郡太守张虔陀不顾基本礼节，竟当众欺辱阁逻凤之妻，并无耻地索要礼物。见妻受辱，本来就很气愤的阁逻凤一口回绝了。张虔陀不但不停下来，反而还肆无忌惮地派人上门辱骂阁逻凤。忍无可忍的阁逻凤一气之下离开云南郡，命人火速赶往长安，控诉张虔陀的恶劣行径。按照杨国忠之前的安排，张虔陀也立即派人上奏朝廷，添枝加叶，说阁逻凤已经逃亡，正在密谋反叛。
天宝十一载（752年）三月中旬，回到长安的唐玄宗接到奏报，大为惊讶，征询文武百官对此事的看法。早有准备的杨国忠建议：大唐应该出兵攻打南诏，迫其降服；如若不然，大唐其他方向的藩属必会效仿，蔓延下去，将会对大唐造成无尽的灾难。文武百官议论纷纷，多数不赞成出兵攻打南诏。李林甫紧皱眉头，知道这仅是杨国忠在极力邀功罢了，故而一言不发。曾和培担心双方战事一开，既会破坏和平局面，又会造成生灵涂炭，是最下下之策，很想当面反对；可又一想，杨国忠正不断受到圣人宠信，自己贸然劝谏，不但没有作用，严重的话还会惹祸上身；只得闭目塞听，保持沉默。
唐玄宗又问，应派何人率唐军攻打南诏？杨国忠不想过早暴露急于立功的心态，故意建议陛下自行决定。于是，唐玄宗命广府节度何履光率领先头部队征讨南诏。文武百官忧心忡忡，却又无人敢于公开制止；杨国忠则露出了得意的笑脸。
战争爆发后，局势完全超出了杨国忠的设想。阁逻凤率领南诏军队轻易攻破云南郡，杀死太守张虔陀，接着攻陷安宁，迫使何履光退兵。考虑战争事出有因，加上不愿跟大唐为敌，阁逻凤再次派人前往长安，说明情况，希望双方停战言和。然而，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命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唐军，正式攻打南诏。当鲜于仲通率领唐军前往洱海的途中，阁逻凤两次派遣使臣求和，并提出归还俘虏和占领的云南郡及安宁等地谢罪，同时又说现今吐蕃蠢蠢欲动，已多次对南诏威逼利诱；原本南诏一心向唐，若是不能求和，只有被迫投降吐蕃。为了实现不可告人之目的，鲜于仲通毫不理睬南诏的求和意愿。无奈之下的南诏转而向吐蕃求救，共同迎战唐军。洱海交战下来，结果均出乎双方的预料，唐军大败，阵亡六万，被俘一万余人；鲜于仲通侥幸逃脱。从此以后，大唐在西南百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西南防线全面崩溃，吐蕃和南诏的军队进入剑南道边境，威胁蜀郡。南诏割据局面正式形成。然而，
杨国忠却颠倒黑白，向唐玄宗谎报鲜于仲通在战场获胜，并举荐其担任京兆府尹。唐玄宗大喜，同意了杨国忠的举荐。鉴于唐军首次征讨失败，杨国忠仍不死心，四个月后，再次怂恿唐玄宗发兵三万进攻南诏。唐玄宗答应后，下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等地广泛招兵。应招之人寥寥，杨国忠便派遣御史到各地去抓男丁，然后带上枷锁送到军营，使路上男丁的父母和妻儿哭声遍野。未过多久，唐军再攻南诏。双方交战，三万唐军竟然无一生还。之后，阁逻凤亲自埋葬大唐的死难将士，并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带往长安，表示愿意求和；大唐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古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在大唐的几次对外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印证。除了两次征讨南诏失败、唐军阵亡九万人外，天宝十载（751年）七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安西都护府两万唐军和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的一万军人，在怛罗斯河两岸和十万阿拉伯大军展开决战。当时，大唐称阿拉伯为“大食”。战争进行到第五日时，葛逻禄军人突然叛变，从背后切断了唐军步兵和骑兵的联系，导致唐军最终溃败。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只剩下数千人逃回大唐。天宝十一载（752年）八月，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唐军征讨契丹，被契丹和奚族联军所败，死伤六万余人。
连续发动多次战争，伤亡巨大，兵员不足，经唐玄宗同意后，杨国忠不惜将镇守长安的部分彍骑调往剑南道，其中包括李林甫的侄儿李北裕，为以后能再征南诏做好充足准备。李北裕接到开赴剑南道的命令后，吓得面如土色，明白此行必定凶多吉少；临走前，找到李林甫，苦苦哀求，希望李林甫出面将他留在长安。李林甫意识到杨国忠已开始逐步削弱自己势力，心里极为恼怒，认真思索一番，暂时忍耐下来，好言相劝李北裕，说他以前跟王忠嗣上过战场，熟悉战场情况，将来再上战场，能打则打，不能打则寻机逃跑，随后返回长安，只要自己还在相位，保他官复原职；李北裕只得半信半疑地接受了。
如此一来，长安兵力显得有些空虚，杨国忠又怂恿唐玄宗让兵部广泛招募，由兵部侍郎童修进具体负责此事。长安繁华富庶，很多人不愿当兵受苦。相反，为了混口饭吃，一些平日惹是生非、欺行霸市、盗财劫货的无赖恶少，纷纷前来应招当兵。因此，镇守长安的****丛生，战斗力十分低下。
唐制规定，正在服兵役的人虽为课户，但可以免纳租庸调。天宝年间，时有唐军战死沙场，军中将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未能及时注销死者户籍。靳平晖作为御史中丞、勾当户口色役使，更是不分情况，一律将有籍无人者，都视为躲避赋役，按户籍戍边六年计算，六年之外，各年租庸，一律追征，最长并征三十年，即实行“摊逃”和“追死”制度，造成农户负担持续加重，也迫使未逃亡者不得不逃亡。
连年战争，劳民伤财，不断地消耗着大唐国力。此等状况逐渐引起了居住在宗圣宫的虚谷真人的深深忧虑。虚谷真人意识到，如今的大唐，表面看去像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仔细看去从上到下早已爬满各种蛀虫，个个都在贪婪地吮吸大树精华，使得树上空洞日益增多，特别是庞大的树根部分，已慢慢地发生腐烂和动摇；在大树的周围，又经常出现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无情地袭击着已东摆西晃的大树。坐在玉华观静功室里的虚谷真人沉思着，如何能尽快消灭大树的蛀虫，以还大树一个魁梧的躯体，任凭周围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依然可以笔直挺立，永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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