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第一次南下，东路军虽快速进抵东京，但西路军受阻于太原，斡离不见好就收，议和撤兵。第二次粘罕终于困死了太原坚城，两路大军会师东京。各路宋军接到传檄，陆续赶来救援，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被金军分别击破。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进围东京。宋廷又派康王赵构为使议和，在路上遇到百姓拦住康王哭泣道：“我们本以为二太子（指斡离不）是守信义的人，结果肃王一去不复返，你此去也必遇害。”副使王云力主康王议和，呵斥百姓，被乱拳打死。知磁州宗泽、知相州汪伯彦在本州整顿兵马抗金，都力邀康王前往，最终康王没有到金营求和。东京城内宋钦宗率领军民也在勉力支撑，城内只有3万近卫，而当时的东京开封府是一座奇大无比的城市，这3万兵分守各门后更显薄弱。宋钦宗亲自登城劳军，各营无不奋勇杀敌。中途，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兵入城，是唯一进城的勤王部队。钦宗又诏令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集结各地兵马勤王。十一月底，宋军消耗殆尽，金军攻入东京。最后关头，张叔夜试图带兵保护钦宗突围，但没有成功，只能向金军求和。

粘罕、斡离不在金国属不同势力，又都不是最高领袖，破城后宋钦宗正式议和，他们却拿不定主意，只是派萧庆入尚书台接管事务，并奏请勃极烈大会定夺。时间很快进入靖康二年，形势又有变化，在没有得到朝廷支援的情况下，河北人民自发起来抗金，聚集了数十万众。康王在相州开大元帅府，统领河北义军，向金军发起反击，副元帅宗泽率兵13战皆捷，攻破金军三十余砦。宗泽非常急切地想要解东京之围，要求继续进军，都统制陈淬认为现在金军毕竟势大，元帅府的这些混成部队毕竟不能抗衡，应该先稳一步再图后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军事方案，但宗泽进士救国心切，认定陈淬逗挠，差点将其斩首，强令其进兵，果然遇到金军主力来援，义军大败，失去了解救东京的希望。不过当金军准备消灭元帅府时，宗泽慷慨陈词，以报国励士，诸军无不舍生奋战，斩首数千，保卫了帅府，为南宋的重建保留了火种。靖康二年二月，金军终于等到金太宗诏令，废宋太上皇、皇帝，另立异姓为帝，作为金国的附庸国。

四月一日，金军撤出东京，将宋朝宗室和重臣千余人及财宝席卷一空，带回北方。由于宋徽宗文化修养极高，其珍藏的艺术品和典籍非常多，全部被金人付之一炬，也堪称后世遗憾。金国立原宋太宰张邦昌为帝，国号楚，作为其在中原的代理人。宋朝宗室近支只有宋哲宗皇后孟氏、康王赵构流落在外，幸免于难。不愿屈服的臣民们拥立康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尊孟氏为元佑皇太后，后又改称隆佑皇太后，重建宋廷，史称南宋。自太祖结束五代乱世，定都开封以来，凡历167年，传9帝，“北宋”这个时代结束了。造成靖康之难确是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首都的地理位置缺陷，金军铁骑可以通过开阔的华北平原**；其次是主力部队的布防问题，当时宋军的战斗力过分集中在陕西军，又被西夏所牵制，无法及时救援京师等。但除了这些次要的客观理由，宋廷毁约灭辽、不对金国加以戒心、无原则信任降将郭药师，这一连串人为的弱智决策才是真正的主观原因。

现在很多人将靖康之难归咎于徽宗朝的政治黑暗，又有些人认为是宋朝缺乏“尚武”精神云云，这些无聊的污蔑并无助于后人吸取教训。事实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定祸首就是——王安石。按照宋朝的权力设计，皇帝、宰执、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作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但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与皇帝合作，压倒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灭辽这种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不可能通过，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时才能通过。明末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宋论》指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新旧党争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场所，焉能不有靖康之祸？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中原人民的一场大劫，更是宋王朝的百年国耻。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两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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