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1］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2］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3］于我侧，尔焉能浼［4］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5］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6］而玉振［7］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注释】
［1］横：暴。
［2］遗佚：不被重用。
［3］袒裼裸裎：意为赤身。
［4］浼：污染。
［5］接淅：即淘米。
［6］金声：指钋钟发出的声音。
［7］玉振：指玉磐收束的余韵。古代奏乐时，先由钋钟起音，结束时由玉磐收尾。
【译文】
孟子说：“伯夷的眼睛从来不看丑陋的东西，耳朵从来不听邪恶的声音。如果不是他理想的国君，他绝不侍奉；如果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他绝不使唤。如果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月，他就出来做官，如果遇到天下混乱，他就退隐而去了。凡是施行暴政的国家，或者是刁民居住的地方，他都不去。他认为，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坐在泥土和炭灰上一样。当商纣统治天下的时候，他隐居在渤海边，等着天下归于太平。因此，凡是听到过伯夷的风范的人，原本贪得无厌的也会变得廉洁，原本懦弱无能的人也会变得勇敢坚定。
“伊尹则说：‘没有不能侍奉的国君，也没有不能使唤的百姓。’所以，无论天下是太平还是混乱，他都出来做官。他还说；‘上天生育黎民百姓，就是要让先知先觉的人来开导教化他们。我就是先知先觉的人，我有责任开导和教化后知后觉的人。’他认为，百姓中只要有一个男子或女子没有享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他亲手把他们推进万丈深渊里去了似的。这就是伊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凶恶的国君为耻辱，也不因给予他的官职太小而拒绝做官。他做官时，从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并且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事。即使不被重用，他也不怨恨国君，即使穷困，他也不会忧愁。如果是让他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他也能自由自在，绝不轻言离开。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躺在我旁边，对我又能有什么污染呢？’因此，凡是听到过柳下惠的风范的人，原本心胸狭窄的会变得宽阔，原本刻薄寡恩的会变得宽厚。
“孔子在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急匆匆地走了；但是在离开鲁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慢慢走吧，现在离开的是我的祖国啊！’所以，在应该快走的时候就快走，在应该慢走的时候就慢走，在应该隐退的时候就隐退，在应该出仕做官的时候就出仕做官。这就是孔子的风范。”
孟子又说：“在这些能被称为‘圣人’的人里，伯夷是最清高的，伊尹是最有责任心的，柳下惠是最随和的，孔子是最懂得变通的。另外，孔子可以被称为是圣人里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好比乐队演奏，以钋钟声起音，以玉磐声收尾。选择钋钟声作为起音是为了有条有理地开始，选择玉磐声收尾是为了有条有理地结束。有条有理地开始是智，有条有理地结束则是圣。智就好像是技巧，圣就好像是力量。这就像是在一百步以外射箭，能射到靶子上靠的是力量，能射中靶心靠的就是技巧了。”
【阐释】
用今天的话来说，智与圣的关系也就是才与德的关系。这两者谁重谁轻，关系怎样？孟子用两个例子作了深刻的说明：一是音乐。演奏一首乐曲，从“金声”开始，到“玉振”结束，每位演奏者始终都要发挥他个人的智和圣的作用，仅有一种是不行的，唯有智圣合一，才能取得圆满的演奏效果。二是射箭。智好比技巧，圣好比力量。力够无技巧，能将箭射到靶，但不能中的；有技巧无力，同样不能中靶。唯有技巧与力量的合一，即智与圣合一才能射中靶子。
孟子实际上在此提出了教育人的“智圣合一”的思想，亦即应该使被教育者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从儒家传统看，十分注重道德，孟子也不例外。但他又自有特点，既重道德同时又重知识，而且是道德与知识的合一。这是很有道理的。再从实践看，正确处理道德与知识的关系，在教育中的确有重要意义。如果培养的学生有道德、无知识，或有知识、无道德，或知识与道德均无，这三种情况都证明教育的失败。诚然，知识低的人，不一定道德就不好，但总的看，道德与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常言说“教书育人”，二者缺一不可。教育工作者要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年轻一代，对孟子提出的“智圣合一”的谋略，值得重视，引为借鉴。
这是孟子着力赞颂、推崇孔子的一章，尊孔子为“集大成”之圣者。后世孔庙中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即依据孟子的这一评价而来。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虽是圣人，但他们在如何匡正世道人心上只以一方面见长，且各执一偏之见而有其弊端；只有孔子是全面的，能兼众圣之所长而无其弊，故称集大成之圣者。为什么三子者“偏”，而孔子能“全”？照朱熹的解释是：“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礼。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这就是说，伯夷等人由于开始时是用一个极端去匡救时弊，时间一久，矫枉过正，结果又走向相反的一个极端去。所以仅以一个方面善其始，就不能全其终。例如伊尹鉴于当时天下多退而寡进的时弊，而救之以“任”，即乐于自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但其结果又产生多进而寡退之弊端。伯夷在伊尹之后，针对这一弊而救之以“清”，即洁身自好，保持清贫的节操；但其结果又出现洁己而傲众的时弊。柳下惠在伯夷之后，鉴于这一弊端而救之以“和”，即俯身而同众，显得随和不拘。而孔子分析了前面的长处及其产生的弊端，认识深刻而又全面，既能善始，也能善终，犹如乐章中之金声玉振，综合地加以解决，遂成为集大成者。
从一个片面去矫正另一个片面，结果又产生出新的片面；再用又一个片面去矫正新的片面，结果又产生与之对立的更新的片面……如此循环往复，终不得要领。匡正世道人心如此，而中国数千年中，下一个王朝匡正上一个王朝的弊端，结果又产生新的弊端而遭致灭亡，也莫不是这样的状况。体制注定了是不可能找到万世长治久安之策的。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
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圣人”之一，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在进入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已被视为过于沉重，过于执着的“古典意识”，与“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现代生活观念格格不入，或者说，已不那么合时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我行我素。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至于侍奉坏的国君，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穷困不忧愁。这几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尤其是后面两句，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
所以，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坐怀不乱”，具有超人的克制力，圣人的风范。最后说到孔圣人。事实上，到后世，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圣人了。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论述，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来说明他是“圣之时者”，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所强调的，是孔子通权达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所以才有“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说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析，又过渡到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圣”合一的典型。说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典范。
【原文】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1］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2］，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3］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4］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5］则食；虽蔬食［6］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7］于贰［8］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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