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

第26章 滕文公(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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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回答道:“难道是我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人类诞生已经很久了,总是一时安定,一时动乱。在尧的时候,水势倒流,在中国泛滥,蛇龙到处盘踞,人们无处居住;地势低的地方,就在树上搭窝栖身,地势高的地方,就打相连的洞穴。《尚书》上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开挖河道,让洪水流注进大海;驱逐蛇龙,把它们赶进荒草丛生的沼泽;水都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险阻排除了,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们才能够在平地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相继出现。毁坏民房开挖成深池,使人民无处安身;废弃农田改作园林,使人民断了衣食来源。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园林、深池、沼泽多了,禽兽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王,讨伐奄国,三年后除掉了奄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普天之下人心大快。《尚书》上说:‘多么辉煌啊,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啊,武王的功业!扶助、启迪我们后人,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

“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现了,有臣子杀国君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感到忧惧,编写了《春秋》。《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

“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这是心目中没有国君;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这就成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比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这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忧惧,决心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邪说从心里产生,就会危害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就会危害政治。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诗经》上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目无父母、国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批驳杨朱、墨翟的人,才是圣人的信徒啊。”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的学生问孟子道:“人们都说先生喜欢辩论,先生为什么喜欢辩论呢?”孟子听了,有些恼火的回了一句“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哪里是我喜欢辩论啊?我是迫不得已,不辩不行啊!

不辩不行,真有这样的事吗?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既是诸侯割据争霸的时代,又是各种学说和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如果孟子在辩论之风盛行的当时,保持沉默和退避,那么也许儒家的发展和影响就要大打折扣了。也的确不是孟子好辩,但为了捍卫儒学,他又被迫不得不通过辩论为儒家在社会思潮中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才说“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

然而,也正是由于孟子在“不得已”间被迫站出来,参与到“思想大辩论”之中,并凭借他的才华和能力,赢得了“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名声,儒家的声威才因此日渐大振。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在遥远的汉代以后,儒家依然能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登上“独尊”的局面,都是因为孟子“好辩”的功劳。也有人认为,孔子和孟子虽然并列为儒家“二圣”,但却又各有所长。孔子是“述而不作”,而孟子则流传下许多鸿篇巨著,为儒家创造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导思想和主流文化,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文化和思想。

回到本章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孟子说“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这句话时,儒家学派也是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已经是影响力特别巨大的两大学派,不论是从系统上还是从理论上,都远远超过了儒家学派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反观儒家,除了孟子以外,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能够抵挡住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的进攻。

那么,孟子和其他的儒家人物相比,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孟子还真有三个过人之处。其一,孟子继承了孔子流传下来的儒家正统思想,这使他超越了几乎同一时代的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其二,孟子学问根基深厚,能够代表儒家学派的最高水平;其三,孟子善于辩论,他的辩论技巧丰富多样,气势磅礴大气,不仅儒家少有对手,就是整个战国时代都鲜遇敌手。因此,抵挡其他学派的攻讦的任务便非孟子莫属了。事实证明,孟子也确实扛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和“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的重任。

【原文】

匡章[1]曰:“陈仲子[2]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3],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4]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5]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6]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7]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垆[8],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9]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10]:‘恶用是■■[11]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之肉也!’出而哇[12]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注释】

[1]匡章:齐国名将。

[2]陈仲子:又称田仲、陈仲、於陵仲子,齐国人,赵岐注说他是“齐一介之士,穷不苟求者,是以绝粮而馁也”。

[3]於陵:齐国地名。

[4]螬:即蛴螬,金龟子的幼虫。

[5]将:拿、取。

[6]巨擘:大拇指,在这里意为在某方面杰出的人物或事物。

[7]盗跖:传说中春秋时的大盗,还是柳下惠的兄弟。

[8]辟垆:绩麻和练麻。绩麻称为辟,练麻称为垆。

[9]盖:地名。

[10]频顣:即颦蹙,不愉快的样子。

[11]■■:鹅的叫声。

[12]哇:呕吐。

【译文】

匡章说道:“陈仲子难道不是一个真正廉洁的人吗?住在於陵这个地方,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没有了听觉,眼睛没有了视觉。井上有个李子,金龟子的幼虫已经吃掉了一大半,他爬过去,拿过来吃,吞了三口,耳朵才恢复了听觉,眼睛才恢复了视觉。”

孟子听了,说道:“在齐国人中间,我一定把陈仲子看成大拇指。但是,他怎么能叫做廉洁?要推广陈仲子的操守,那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之后能办到。蚯蚓在地面上吃干土,在地面下喝泉水。可陈仲子所住的房屋,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建造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盗所建造的呢?他所吃的粮食,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种植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种植的呢?这个还是不知道的。”

匡章说道:“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亲自编草鞋,他妻子绩麻练麻,用这些去交换其他生活用品。”

孟子回答道:“陈仲子是齐国的宗族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邑的俸禄便有几万石之多。可他却认为他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而不吃,认为他哥哥的住房是不义之产而不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这个地方。有一天,他回到家,正好看到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鹅,他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呃呃叫的东西做什么呢?’过了几天,他的母亲把那只鹅杀了给他吃,他哥哥恰好从外面回来,便说:‘你吃的正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啊!’他连忙跑出门去,‘哇’地一声便吐了出来。母亲的食物不吃,却吃妻子的;哥哥的房屋不住,却住在於陵。这能够算是推广他的廉洁的操守吗?像他那样做,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之后才能够办到。”

【阐释】

这一章里提到的陈仲子,也是当时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据《孟子》记载,陈仲子是齐国人,以廉洁著称,因此被人称为“廉士”。包括齐国名将匡章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陈仲子确实是“廉士”,还主张推广他的操守。

可是,孟子听了匡章的话,却并不认为陈仲子的操守是廉洁的,更不认为值得提倡和推广。孟子认为,陈仲子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已经是走进了一种极端。于是,孟子举例说,陈仲子住的房子不一定是哪个不廉洁的人建造的,吃的粮食也不一定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种植的。更何况,他平白无故地认定他哥哥的房子是不义之产,俸禄是不义之财,因此离开母亲和哥哥,一个人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即使回到家以后,都不吃母亲做的饭。这样的操守,怎么算是廉洁的呢?又怎么能提倡和推广呢?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廉洁的呢?什么样的操守才值得提倡和推广呢?孔子认为,廉洁就是“见得思义”,孟子认为,廉洁就是“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如果过了头,该接受的没有接受,那就不是廉洁,而是虚伪和沽名钓誉了。在孟子眼里,廉洁不是俭朴,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该不该接受,所以也就不是越清贫越好了。

在否定了陈仲子是“廉洁之士”的公论之后,孟子批评和讽刺了陈仲子那样的极端行为。孟子指出,如果想做到陈仲子那样,那么就得先变成蚯蚓才行,因为蚯蚓吃的是泥土,喝的是混着泥土的水,是真正做到彻底廉洁的动物。因此,可以看出,如果要按孟子提出的真正的廉洁标准来衡量的话,陈仲子其实是没有做到廉洁的。

那么,陈仲子的行为算什么呢?按照孟子的说法,陈仲子这样做只能算是沽名钓誉,是一种虚伪。按照宋代朱熹的说法,陈仲子不仅不是“廉洁之士”,而且连纲常人伦都没有,因为他“避兄离母,无亲戚、君臣、上下”。

在批评和讽刺陈仲子时,孟子除了用到蚯蚓的比喻外,还用到了“巨擘”的比喻。一方面,孟子用“巨擘”讽刺了陈仲子,另一方面,陈仲子之所以被称为“巨擘”,是因为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已经算是齐国最好的人了,可见齐国百姓的素质有多么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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