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虞问孟子道：“前些日子，先生命我负责做棺椁的事。当时先生忙碌，我不敢来求教先生，现在才有机会求教于先生。请问先生，棺木似乎太好了吧？”
孟子回答道：“上古时期，棺木的尺寸没有明确的规定；中古时期，明确规定棺木厚七寸，而椁木的厚度以棺木的厚度相称为准。无论是天子还是百姓，讲究棺木的质量并非仅仅是为了美观，而是因为这样才能尽到孝心。因为受礼制约束，不能用上等木材做棺椁的，不能算是称心；因为没有钱，不能用上等木材做棺椁的，也不能算是称心。如果礼制允许，又有钱的话，古人都会用上等木材做棺椁，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更何况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不让泥土沾上死者的尸体罢了，难道孝子之心就不能有这样的一点满足吗？我听人说：君子不因为天下大事而节省应该用在父母身上的钱财。”
【阐释】
从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孟子非常重视丧葬之事。这是因为儒家一向提倡以“忠、孝、仁、义、礼、智、信、廉、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而孝又被称为“百善之首”。
然而，虽然孟子很重视丧葬之事，但丧葬之事并不是孝道的全部内容。曾子曾经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的话，由此可知，完整的孝道包括生前的奉养和死后的安葬两个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到孝道的起源的话，历史就更早了。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孔子之前的两千年，从尧舜时代开始，孝道就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道德了，而孔子和孟子所做的，只是把实际存在于生活中的孝道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使其更系统化和更具文化性。
不仅在孟子里有许多关于孝道的主张和思想，在《论语》里也记载了不少孔子和学生关于孝道问题的主张，其中尤其是孔子在《八佾》篇里的说法与本章所讨论的问题关系最为密切。孔子说道：“与其易也，宁戚。”也就是说，与其铺张浪费于丧葬之事，还不如尽情的表达悲伤之情。由此看出，孔子反对在物质方面过分的铺张和厚葬，而是更重视内在的真情流露。孔子的这一主张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一时间厚葬之风盛行，原因无非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举行铺张浪费的厚葬。
尽管孟子非常重视丧葬之事，但与后来的儒家不同的是，孟子并不提倡厚葬。孟子认为，只要竭尽自己的力量，就是尽到了孝道，没有必要必须追求厚葬，所以，他说：“亲丧，固所自尽也。”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因此而节俭从事呢？当然也不是，因为孟子虽然不主张厚葬，但更反对薄葬。
从有关的史料记录上，如《列女传》等书籍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孟子的母亲的一些记录，孟子的母亲是一位很懂得教育孩子的母亲，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她的教育，孟子能否成为儒家的“亚圣”还不得而知呢。那么，在孟子的母亲过世以后，孟子是怎样丧葬他的呢？根据这一章的记载，可以看出，孟子是以很厚葬的方式埋葬了他的母亲，就连他的学生都觉得实在是厚葬了。但是，无论从哪一点上看，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通过这一章，孟子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在安葬父母的问题上，只要制度和经济两方面都允许，就应该尽力做到最好，正所谓“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丧葬是孝心的重要体现，如果有孝心的话，什么样的丧葬之礼都是符合孝道的要求的，否则，一旦失去了孝心，再丰厚的在葬礼也没有任何意义。
【原文】
沈同［1］以其私问［2］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3］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其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注释】
［1］沈同：齐国的大夫。
［2］以其私问：以私人的名义问孟子。这里强调沈同并不代表齐宣王。
［3］仕：官员。
【译文】
沈同以个人名义问孟子道：“讨伐燕国可以吗？”
孟子回答道：“可以。子哙不能把燕国国君的大位让给别人，子之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国君的大位。这个道理很简单，比方说，你很喜欢一个士人，于是你不禀报大王，私自就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让给他，那个士人也不经大王的同意就接受了你让给他的俸禄和爵位，这样行吗？子哙让国君大位的事，和这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齐国出兵讨伐燕国。
有人问孟子道：“听说先生鼓励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道：“没有。沈同问我：‘讨伐燕国可以吗？’我回答他：‘可以。’他认为我说的对，就讨伐燕国了。如果他再问我：‘谁可以讨伐燕国？’那我就会告诉他：‘奉天子命令的人可以讨伐。’这怎么能说是我鼓励的呢？假设这里有个杀人犯，有人问我：‘这个人该杀吗？’我回答：‘该杀。’如果他再问我：‘谁可以杀他呢？’那我就会告诉他：‘法官可以杀他。’现在，让一个跟燕国一样无道的国家去征伐燕国，我为什么要鼓励呢？”
【阐释】
读了这一章的很多人都觉得，孟子在这里其实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甚至是在为自己“不仁”的言论开脱、搪塞。这都是表面上的。
从深层次来看，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不是说不义的诸侯不能被讨伐，但如果出兵讨伐者也只是一个诸侯，那这种讨伐就是错的，本身也是不义之举，因为它“违法”了。根据分封制的规定，讨伐不义诸侯的人要有一定的资格，必须是周天子才行。孟子怕别人不理解，又举了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犯了杀人的罪过，必然是要被杀死的，这是法律规定的，所以说是“可以”杀的，但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杀他的，杀他的人必须是法官。
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有鞭打或者诛杀有罪之人的权力，那么天下是变得更有法制了呢？还是更混乱了。肯定是后者。“人人得而诛之”只是一句号召，只是一个用来形容某个人罪不容恕的形容词，在真正制的社会是不可能这样的。真正的法制社会，应该是即使是讨伐不义，即使是诛杀罪犯，都得有规矩、有秩序。
从整章的论述来看，孟子的上述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之所以被人误解为他支持齐国出兵讨伐燕国，一是因为当沈同问及此事的时候，孟子着重阐述了燕国应该被讨伐的原因，并没有明确说明该由谁讨伐。二是因为战国时代已经不是一个法制社会了，连“只有天子才可以讨伐不义诸侯”这样的规定都被齐国君臣忽略了。这不仅是一个王权衰微的时代，更是一个法制混乱的时代。这一切都不能怪罪于孟子。
【原文】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1］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2］。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3］。”
【注释】
［1］陈贾：齐国的大夫。
［2］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周武王灭商以后，将商纣的儿子武庚封为诸侯，统治殷商旧地。为了防止武庚反叛，周公命令周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人监视武庚。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即位，管叔等人见有机可乘，竟联合武庚一起反叛周朝，周公亲自率兵大败叛军，并一举诛杀了管叔、武庚等人。
［3］辞：指寻找理由辩解，从而阻止改过。
【译文】
燕国反抗齐国的占领。
齐宣王说道：“我感到愧对孟子。”
陈贾回答道：“大王不必犯愁。在仁和智方面相比的话，周公和大王谁强一些呢？”
齐宣王回答道：“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比得上周公！”
于是，陈贾继续说道：“周公派管叔监视武庚，管叔却联合武庚造反。如果周公知道管叔会造反而坚持派他监视武庚，这是不仁；如果周公不知道管叔会造反而派他监视武庚，这是不智。周公尚且还没有完全具备仁和智，更何况大王呢？请大王派我向孟子做解释。”
陈贾见到孟子，问孟子道：“请问先生，周公是怎样的一个人？”
孟子回答道：“古代的圣贤。”
陈贾又问道：“我听说，他曾经派管叔监察武庚，但管叔却联合了武庚造反。有这事吗？”
孟子回答道：“有这事。”
陈贾又问道：“周公知道管叔要造反吗？”
孟子回答道：“不知道。”
于是，陈贾得意洋洋地问孟子道：“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岂不是圣贤也有过错了？”
孟子回答道：“管叔是周公的哥哥，谁能想到哥哥会造反呢？周公的过错不是情有可原的吗？古代的圣贤犯了错误就能立即改正，现在的人犯了错误却执迷不改；古代的圣贤的错误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百姓都能看见，等他改正以后百姓也能看见；现在的人不但坚持不改错，竟然还要寻找理由辩解。”
【阐释】
齐国占领燕国时，孟子曾向齐宣王建议，帮助燕国立一个新的国君，然后撤出军队，齐宣王不听。齐国攻占燕国后的第二年，燕国人拥立燕王的庶子太子平为国君。齐军由于没有得到燕国百姓的支持，被迫撤了回来。因为孟子在齐国战胜燕国之初就提醒齐宣王说，如果不在燕国施行仁政，就不能保证可以长久的占领燕国。此时，齐宣王想到孟子的这些话，追悔莫及，觉得有愧于孟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齐宣王总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别看他现在说的这么好听，但最终还是没有重用孟子。
事情的重点不是齐宣王的悔过情绪，而是陈贾与孟子的对话。通观全书，似乎只有陈贾幻想通过“圣人也有过失”的理由说服孟子，这种恶劣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孟子的驳斥。
根据文章的记载，陈贾自告奋勇去面见孟子，跟孟子举例说，周公曾经也出现过失误，言下之意是，即使圣贤如周公者，也不能避免犯错，更何况是齐宣王呢？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齐宣王的一意孤行寻找借口，以求开脱罪责。针对陈贾举的周公的例子，孟子认为，古代如周公等品德高尚的圣贤之所以能成为圣贤，就是因为可以做到有错就改；而现在如齐宣王这样的国君，明知自己错了，不但不改正错误，还要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开脱自己的罪责，企图得到别人的谅解。和圣贤的行为相对比，这显然是应该被唾弃的。陈贾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了“有过则改”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正如陈贾所言，人都难免犯错，即使是古代的圣贤、君子也难免犯错，否则孟子也就不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了；二是犯了错以后的应对之策。孟子提出两种可能的对策，一是承认错误，然后立即改错；二是将错就错，想方设法寻找借口推脱。很显然，孟子是主张立即改错。如果犯了错，任其继续发展，将会铸成更大的错误；相反，如果能及时承认并改正错误，才能保证以后不再犯错。
关于这一主张，孔子也说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果有了错误而不改，这本身就是个错误，所以还是改掉为好。
【原文】
孟子致为臣而归［1］。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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