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教父

《官场教父》

第893章 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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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3章 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

朱三军打了一张牌说,碰!

然后他又接着说,我佩服张君的第二点,他的职业性特牛!

在法庭上,公诉人问他“职业是什么”?张君当时回答是:“职业土匪”、“职业抢劫”。在张君的身上,职业性的特点很强。

比如说张君为了实施抢劫安乡县农行金库,整个策划预谋过程长达一年多,反复观察,精选作案路线和逃跑路线以及各种方法。结果最后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说放弃就放弃了。

张君的这种职业性的“从严标准”,甚至要超出我们平常意义上的个别职能部门。比如对枪支的管理、对弹药的控制。所有枪支保管都由张君一人负责,他精细到在什么地方作案,哪个人用哪支枪,哪批子弹都事前经过精细的安排决定。而且只有开始作案时才发放,作案后立即收回。

从严标准还在纪律的严密性上有所体现。赵正洪因为购买霸弹枪有功,张君一次性就给了他几万元的物质奖励,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而李泽军没有按要求在指定地点购买布袋、撬杠,则被张君狠狠地罚了一笔——本来应该给他6万元钱的,最后扣掉了3万。严若明有一次被张君殴打,原因是张君发现他私藏黄金饰品。就是众所周知的陈世清被剁掉脚趾一事,可能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到张君的残忍上,可是有一个前提是,陈世清是背着张君出私车,结果把车撞了一下,所以张君对他很凶。

一个职业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张君在外流窜十多年,几乎形成了“条件性的抢劫反射”。做为常业,他们纠集在一起主要就是预谋、策划一起又一起惊天劫案,不停地寻求、物色一个又一个抢劫作案目标和对象。而且在他们劫得的财物总价值近600万元中,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了扩充武器装备,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分子得到钱后“花天酒地挥霍一空”。

就是从不断发展壮大力量的角度,张君这个犯罪组织也有一个职业倾向的演化过程。刚开始张君单枪匹马,他又找到秦直碧、严若明入伙,初步形成了一个犯罪组织。随后张君又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接收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入伙,他们的加入起到了一个犯罪组织升级作用,这几个人也成为这个犯罪组织相对稳定的犯罪中坚势力。之后,王雨、全泓燕和李金生入伙巩固这个犯罪组织,张君掌握的犯罪组织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了。

张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干大事的人,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小事。”不管这话有哪些狂妄的成分,但张君在骨子里的确是有一种潜意识的犯罪积累。

在张君的组织中有两大阵营。一女一男。

伙同女性实施一两次犯罪之后,他感受到了女性明火执仗实施犯罪的局限性,便将重庆女性的功能定位在辅助犯罪,即帮助藏身、运送弹药、隐藏赃证、掩护犯罪,并将这些窝点形成了一张网。最终,在张君的羽翼下形成了以重庆女性为辅助力量,以她们的居所为藏身和实施犯罪的依托,以常德男性为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两大阵营。

张君犯罪集团具有明显的职业犯罪特点,他经常召集骨干成员进行驾驶训练、射击训练、体能训练。骨干成员李泽军归案后,在看守所关押了半个月,尚能一口气做280个俯卧撑。张君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要求犯罪成员每次作案都尽量不要留下蛛丝马迹,作案前将每个成员带到现场多次进行现场模拟演练,选择最佳逃跑路线。

听了朱三军的话,武士龙说是的,这个张君很不简单。“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常德“9?1”大案暨“渝湘鄂”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件,无论从其犯罪主体的狡猾程度、凶残程度、危险程度以及主体组织的规模程度,还是从其犯罪时空跨度、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对刑事侦查工作乃至公安工作的挑战性冲击程度而言,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此,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将张君犯罪集团的10余名骨干成员全部生擒活捉,创造了新中国专案缉捕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我们的教学片中,专家们也讲了,张君一伙最终未能逃脱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除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外,重要的是技侦手段,刑事技术在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号头目张君流窜作案多年,其间不断增枪、换枪、更换枪支零部件,刑事技术人员勇于突破,凭着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和缜密的分析推理,解决了若干以前从未遇到的技术难题,明确了侦破方向。此外,狱侦手段和侦查谋略的运用在缉捕张君、陈世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朱三军笑笑说,武书记,咱们公安上是人多枪多,如果是一对一地干,要活捉张君可不太容易啊!

武士龙说,你这话我信。

几圈下来,一结算,轻红赢了一万五,武士龙赢了一万,张无极赢了八千。输家只是朱三军一个人。

武士龙说,刚才是轻红一择三,现在是朱老总做了贡献,我们是三择一。

朱三军说,这能怪我吗,我也想赢,可惜我的手气不行。

接下来,朱三军接着说,按照张君的规定,平时绝不准直呼犯罪团伙成员的姓名,每一个人只能以经理相称。比如,张君称“蒋总”,陈世清称“刘百万”或“陈经理”,李泽军和赵正洪分别称为“李经理”和“赵经理”。

这固然有反侦破的用意,然而,它依然表明了一点,即在张君看来,抢劫杀人也是做生意的一种形式。

由此,才可以解释张君团伙在作案时的冷静和镇定自若。在他们脑海中,犯罪与其它谋生方式一样,只是一种职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不过,它的风险更大罢了。

对这一点,当地一个的士司机的解释是,在“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驱使下,只要弄得到钱,就是本事。只不过,张君他们把一般人心目中“不能乱杀无辜”的底线也突破了。

正因为如此,把抢劫杀人做得更“漂亮”一点,便成为张君他们的一种“职业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点,张君购买了大量军事和侦破书籍,作为团伙成员的学习书。与此同时,在张君的亲自指挥下,他们经常穿着迷彩服,带上安有消声器的手枪在深山野林中练枪。李泽军由此练成了“10只麻雀,8只打中头部”的技术。而每天的必修课便是体能训练,一口气做200个俯卧撑一个都不能少。陈世清即因一次少做了10个,被张君打个半死。此外,每次作案之前,他们都得如同军事演练一样,用玩具车、木棒在桌子上做“沙盘演练”,认为万无一失之后才行动。

与此同时,张君团伙还将对规则,同时也是对道德的漠视发展到极致。

1998年10月,张君为了让陈世清、赵正洪“沾血”入伙,提出让他们杀死一人。一天,长沙县白沙乡金华村年仅19岁的村民王志刚正在长沙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张君以招工为名,将其骗至汉寿县一山上,*迫初出校门的王志刚脱光衣服,陈世清、赵正洪用绳子将其手脚捆住后,几个人合伙将其折磨至死。

一个初出家门的农村孩子,就这样在父母的焦急期盼中死在了异乡。两年后,当苦苦寻找孩子的父母知道消息时,王志刚早已化成了异乡荒岗上的一堆白骨。

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一个高犯罪职业水准的、隐蔽性极强、没有任何价值观念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由此形成。

按照被称为“中国第一号刑侦专家”的乌国庆的结论:“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以来所见到的最凶残的、武装到牙齿的犯罪集团。”

就这样,包括长沙友谊商城劫金案、武汉广场劫金案、常德大劫案在内的一系列惊天大案,在他们的制造下发生了。

张无极说,“10只麻雀,8只打中头部”的技术,我们的公安干警多数都达不到,一次连做200个俯卧撑,我们的公安干警大多数同样做不到。

朱三军说,我就说嘛,如果单打独斗,我们公安的胜算很少。

张无极说,武书记,看来下一步,咱们还是得突出一下一线干警的实战能力训练。我有一次下到某个基层派出所,那里的民警一个个挺着将军肚,俯卧撑连10个也做不下来。这样下去,很危险。

武士龙说,是啊,国庆同志说得好,“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是我们公安干警的基本素质。

张无极问,这三句话不是公安部提出来的吗?

武士龙说,公安部在2005年提的是“打得赢、追得上、跑得过”全国公安机关大练兵活动,不过这三句话有重复的内容。王国庆看后,把它改为“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内容就丰富多了。不仅是身体素质追得上犯罪分子,而且追上了还能打得赢。不仅能打,我们的干警还能说得过,即要有扎实的法律知识和较好的口才,能说过那些胡搅蛮缠的人。所以我说,和王国庆相比,我是自愧不如啊!

张无极说,下一步,我建议,在咱们全省的公安系统开展一次大练兵活动。

武士龙说,好,这件事由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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