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着胸中涌起某种激动的情绪。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寺院蔓生了很多荒草的院子里时，心里却没有期待中的那种激动。但我毕竟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差不多就是整个嘉绒文化心脏的地方。只不过，一切都不复当年的景象了。

几年以前，我在阿坝草原上去拜访一座苯教寺院的主持。那天，寺院的僧人们在庙子外面鲜花遍地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我没有寻访到那位喇嘛。他的弟子们享我以汁水鲜美丰富的牛肉馅包子和新酿的乳酪，同时告诉我说，上师去了促浸，他将在那里恢复已经毁败的苯教伟大的雍忠拉顶。

这年的秋天，我来到雍忠拉顶。当那座新建起来的寺庙出现在眼前时，我简直失望之极。我向来不主张恢复一切已被毁弃的建筑。因为那时的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与风习的自然凝聚，时事变迁，物换星移，按原样恢复的建筑，至多复原了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内在的东西，早已随着无情的时光，消逝得无影无踪。

再说，我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座石头与水泥拙劣混合的建筑就是当年的雍忠拉顶。前次到雍忠拉顶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到寺庙的大殿，也没有见到那个我在草原就想拜访的苯教喇嘛。寺院厚重的木门上挂着一把质地沉重的大铜锁。

当时，庙里也没有别的僧人，陪同前去的统战部的人私下对我猜测说，可能是知道有官方的人来，庙里的人都回避了。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统战部的朋友笑笑，答道：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敏感的问题。

我再问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敏感。对方用了启发式，说：“阿来老师你知道雍忠拉顶过去是什么教派。”

苯教，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继续启发我：“乾隆王打金川以后，寺院改成了什么教派？”

佛教的格鲁派。这对一个对地方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他的笑有些神秘色彩：“这就对了。依现在的定性，乾隆王朝发动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战争，他把寺院改成了佛教，现在，你又把它改回叛乱的土司倚重的苯教……”对方用的是启发式，话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我有些明白，又不是十分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往往带来一种不太明晰，而又人人似乎都心照不宣的特别的逻辑。

那天，我们在这座新的雍忠拉顶里什么都没有看到。

于是，便从庙子旁一户汉人农民家里借来一口锅，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把这次圣地之行变成了秋日的野餐。就是在那天，在这个院子里，我发现了一株侏儒般矮小，且特别孤独的桔子树，上面结了两三个青皮的桔子。看着那青皮的桔子，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变成金黄的桔子，我的口里好像尝到了它酸涩的味道。

吃完饭，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头顶是深蓝的天空，白云像泊在渡口的木船一样泊在天上。于是，便回忆起传说中雍忠拉顶寺的历史。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不是以一个官方干部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文化漫游者的身份，想靠近一段历史，或者说想看到这个寺院今天的真实面貌。但是，同样是一把大锁落在大门上，只是经过了这么些年的风雨剥蚀，门上的彩绘已经相当黯淡了。

看不到今天的面貌，我便又一次面对更为壮观的废墟，在想象中复活传说中的历史。

早在明清以前，整个嘉绒藏区主要信奉的是青藏高原上的本土宗教苯教。而雍忠拉顶寺又是整个嘉绒藏区苯教的中心寺庙。而在此时，青藏高原的大部，已经是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依次占据着统治地位。于是，苯波教的嘉绒便成为整个藏文化中一种另类的存在。因为嘉绒在地理上靠近汉区，往往在政治上谋求与内地政权的某种妥协。并对内地政权的更迭保持着更多的敏感。

14世纪40年代，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时，该寺大喇嘛泽仁多吉便率金川河谷中多位部族首领长途跋涉到成都，表示臣服，并建立起朝贡关系。

明朝初建，便封该寺大喇嘛哈依拉木为演化禅师，令其统领嘉绒地区政教，雍忠拉顶的势力在整个嘉绒如日中天。

清康熙三年，清政府重演前朝故事，再授嘉纳巴演化禅师印信。其在嘉绒地区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事情到后来，情形便逐渐发生变化。在乾隆第一次对大金川用兵的时候，便常常发现苯教法师常在阵前施行苯教的诅咒之法，对立双方的军队都迷信宗教，也惧怕巫术的魔力，所以，乾隆那事无巨细的谕旨中，也多次出现指示前方将士如何区别处理这些苯教法师的具体指示。只是，我还没有看到有清军捉到苯教法师的具体记载。但是，在那位建立了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那里，对于雪域藏地的宗教，已经有了一种清楚的比照。一边是青藏高原上最为盛行的达赖班禅系统的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多次因为不能克服的边患，请求王朝派兵进剿，在满清一代的早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一种合作而驯服的姿态。而在更靠近汉区的大渡河谷的嘉绒，却有一个不驯服的教派，在汉语中，这个教派还有一个民间的俗称：黑教。

到了大金川与小金川土司再次扩张势力范围，第二次引来清军大兵压境的第二次金川战役时，雍忠拉顶的苯教僧人们不只是以巫术与神秘的咒语来支持本地土司，而是拿起武器，成为颇具战斗力的勇敢的士兵了。

大金川最后陷落之时，该寺数千名僧兵，大部阵亡。五名被生俘的大喇嘛，与作乱的大小金川土司等二百余名战俘，被押解至北京，祭天问斩。

传说，乾隆皇帝听奏报称雍忠拉顶的辉煌与富丽，曾下旨要前线将领阿桂等人，将该寺绘图后拆除，将原件全数移往京师，再重建复原。但是，定西将军阿桂等再三奏称，大金川地处蛮荒，与内地相通尽是鸟道羊肠，再说，嘉绒建筑拆卸开来，除了一些寺院金顶与菩萨，就只是一堆零乱的石头，恐怕很难依样重建。乾隆皇帝才只好作罢。而在此前，他已着人将雍忠拉顶形胜图传到北京，仔细赏鉴后收为宫中宝藏。

而在此前的此前，为了训练将前去大小金川作战的八旗兵对嘉绒碉寨的攻战之法，乾隆就曾下令把数百名嘉绒战俘解到北京，在香山脚下，依样建筑嘉绒的石碉与村寨，让即将开赴前线的满人八旗兵演习攻战之法。

查阅史书，在冷兵器时代的前线，清兵对付嘉绒藏区的石头碉卡的办法，无非是火烧，和用铜炮的实心铅弹进行轰击，最后，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从下面挖掘地道后，用火药实施爆破之法。但我没能从史书上查出来，这些战法中有那一种是在香山脚下模拟的嘉绒人的堡垒般的石头村寨前摸索出来的。

那些递解到京建筑模拟的嘉绒村寨的藏民，在战事结束后也没有全数开刀问斩。乾隆皇帝网开一面，使他们再逃生天。只是，他们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到故乡了。听说，现今北京郊区的香山脚下，还有些村子的人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嘉绒人。某一年的一个秋天，曾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藏族人建议我去那些村庄考察一下。我问还有没有嘉绒风格的建筑，回答是好像没有，似乎没有。

这一来，我的好奇心便消失殆尽，没有前往寻找点什么的冲动了。

我想要是真在某几个村子寻访到一些嘉绒人的后裔，大家相见时，可能是一种非常尬尴的场面。比如，他们该撇着京腔问我些什么，而我又能告诉他们什么，并问他们什么。中国人有些时候特别相信血缘的力量。而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汉藏文化交汇带上的藏族人，却更多地看到另一种异化的力量。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思绪一下飘远了，现实的情形是，我现在正面对着早已毁败不堪的雍忠拉顶。一片文化的废墟之上，一个人不会有太多的有关文化可以通过传承而获得不朽的想法。当大金川土司以弹丸之地上所能聚集起来的全部财力与人力与强盛时期的清王朝的十几年的对抗，将以血腥屠杀进入尾声时，雍忠拉顶的末日便降临了。整个嘉绒地区苯教的统治地位也被推翻。

据民间传说，乾隆皇帝见不能把雍忠拉顶拆迁到北京，便下令将其彻底毁坏。并在其基础上，兴建了一座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黄教寺院。建成后的寺院把大门开启的方向改到了原来苯教寺院的反面。

新寺院的门口，张挂着皇帝亲书的金匾：广法寺。三个大字金光耀眼。

而且，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统驭术，寺院的主持人，即每一任堪布都由达赖喇嘛辖下的黄教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派出。

而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阳光之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广法寺的辉煌也早已灰飞烟灭了。就在我们摆开野餐的草地旁边，横躺着几块残破的石碑。拂开荒草，石碑上是某一任堪布的名字。原来，这些石碑都是历任堪布圆寂后的墓碑。从这些石碑的形制来看，这些藏族高僧都用了汉人的方式来安葬。不然，就不会有这些墓碑了。除了石碑上面一些装饰性的图案显示出一些宗教色彩和精湛一些的刀工外，这些墓碑与烈士陵园中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并没有什么两样。

面对这些石碑，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荒诞之感。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老是在费心猜测，这些石碑上功力不凡的汉字又是谁人书写呢，是那个时候，寺院里就有了通习汉字的僧侣，还是某一任满清命臣写就之后，驿马站站传递才到达了这个地方？我猜不出这样的答案。而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也不会给人呈现这种细节性的东西。陪同来的人告诉说，这些墓碑已经很不周全，现有残破的这几块，都是这些年从民间收上来的。而且来的地方都有些特别。比如其中的一块是从农民的猪圈中找到的，还有一块是搭在一道小沟上，做了一座微型的桥梁。

从乾隆年间到解放，色拉寺共派出了十二任堪布，最后一任堪布名叫阿旺巴登的，1953年死去时已经不在本寺住持了。

广法寺香火最盛的时期，共有僧侣两千余人。其中八十五人，规定由嘉绒全境土司派出，由清王室拨发薪资，学习满师后，回到各土司领地上弘传正教。但在嘉绒土地上，当年曾协助清军进剿大小金川的土司们一方面尊旨派人去广法寺学习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教法，实际上却仍然对这一教派心存抵触。所以，直到今天，在嘉绒地区的寺庙中，更多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寺院，而与大金川土司毗邻的绰斯甲土司，直到解放，其家庙还是由苯波上师主持。

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日益衰微，广法寺也随之日渐式微。清王朝崩溃后，寺院更是加速了式微的过程。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金川，国民党二十四军与当地武装为以该寺为依托阻击红军。于是，寺院再一次笼罩于炮火之中。最后，国民党军溃败时，便将寺院财产抢劫一空，并将寺院周围依山修建的数百间僧房烧为灰烬。战后，寺院僧人骤然减至二百余名。

**期间，广法寺被彻底摧毁。我的一位旧同事，在**被打成小地方的走资派，监督劳动期间，主要的劳动就是用钢锯切割寺里为数千僧人熬茶的巨大铜锅。就连乾隆亲赐的御匾也被农民拿去做了洗衣板，最后被劈碎作为柴禾填进了炉膛。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寺院遗址又被辟为良田。仅存的部分是寺院的正殿遗址及山坡上僧房与佛塔的废墟。

这些废墟引起我很多的怀想，而那座新建的寺院却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藏传佛教的寺院已然失去了它的基础。群众的基础与信仰的基础。勉强的维持反倒显出了某种不识时务的寒伧。虽然这其中也不乏某种悲剧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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