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国

《词之国》

第39章好山深会诗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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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不但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而且也是一位很有卓见的教育家。他说:“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材”。

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期间,曾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卜筑安家。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听说后说,如果我在这里安了家,只我一家富贵,还不如在此建个学舍,让吴中子弟都来受教育,大家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

建学之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是不是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

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庆历四年(1044),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宫,于是,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

中国古代教育的勃兴,至圣先师孔夫子而外,范仲淹也是功不可没的。自宋以来,吴中“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

景祐二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贬为饶州知州。

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

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到饶州上任的范仲淹已经四十七岁了,仕途不顺,再加上妻子张氏又在病中,心情很是沉闷。好在附近做县令的好友梅尧臣倒是经常来看他,二人免不了开怀畅饮,吟诗唱和一番,期间也少不了要找歌伎作陪。

一场酒宴席间,身旁一名执板吟哦的稚嫩女孩引起了范仲淹的注意,很快,范仲淹就知道了女孩的身世,她姓甄名金莲,乃是一名年方十二的歌伎。

尽管范仲淹已经年近五旬,但甄金莲面容姣好、纯情至致,令范仲淹目随心系、情动不已。一旁的挚友梅尧臣见状,遂低语建议范仲淹将甄金莲收为妾室。

范仲淹思虑了一番,认为家中妻子长期抱病卧床,实在不宜纳妾,考虑甄金莲身形尚未成熟,不妨几年后再做打算。

此后,只要有宴席,范仲淹必邀甄金莲相陪,时间一久,两人便有了感情。范仲淹与甄金莲自初次相逢之日便一直书信不断,感情基础和内心认同越来越浓。

范仲淹一生娶过三位夫人,他的原配发妻是他昔日同窗的堂妹李氏。李氏出身于大户人家,与范仲淹情投意合、举案齐眉,只可惜李氏福薄命弱,很早就因病去世了。

李氏故去后,忙于朝堂政务的范仲淹为了家中有人主事当家,便将家中的仆妇张氏变成了继室夫人。张氏为人和善能事,一直认认真真地打理家中内务,还给范仲淹生下了两个儿子。

在范仲淹四十七岁那年,张氏忽然一病不起,几近于药石无灵的状态长达了半年之久,令尊妻敬内的范仲淹一度忧心忡忡。

三年后,张氏夫人因病去世,五十岁范仲淹又成了鳏夫一个。梅尧臣见状,不失时机地提起了当年那个令范仲淹念念不忘的甄金莲。

可不曾想,宋仁宗的火气还没消,打算将范仲淹贬到了更远的岭南去,幸得宰相王质从中斡旋,这才逃过一劫。范仲淹又被调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当知州。

范仲淹一直都不能忘怀甄金莲,在跟好友魏介的书信往来中,也直言不讳说喜欢甄金莲。此时,魏介刚好就在饶州,一打听,十五岁的甄金莲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善于歌咏、标致温雅的女子,并且一直未经人事。

范仲淹赶紧再次写信,明确探求甄金莲的意愿。幸运的是,在书信中,甄金莲也表示倾慕于范仲淹。

真是天赐良缘!范仲淹老来得佳人,意气风发,又写诗抒怀:“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

不久,范仲淹通过魏介花钱为甄金莲赎了身,很快就将她纳为了妾室。

温厚善良的甄金莲与范仲淹恩恩爱爱地生活了近十五年,二人的故事还成了北宋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后来范仲淹到西北戍边,进行“庆历新政”,甄金莲都一直陪伴在其身边,直到他去世。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便是甄金莲在邓州所生。可惜的是,史料中找不到她的名字。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八年三贬,对于范仲淹险象环生的官场生涯,连朋友都替他着急。梅尧臣就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不管升迁还是贬谪,范仲淹皆以平常心待之;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他都坦然接受,尽心竭力,砥砺而行。

也正是这份看宽得失的豁达心胸,让他愈挫愈勇,总能在逆境中屡创奇迹。

时人称他,每贬一次,就光耀一回,名望和地位就上一层。尤其征战沙场,大败西夏,更是成就了他一代儒将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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