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修筑捍海堰为民造福，本来这是一件千古不朽的好事，但却遭来非议。

施工不久，因恶劣天气和怪潮，刚筑的海堤多处出现决口，民工冻死、饿死和累死一二百人，工程被迫停工。

有人反映到朝廷，诋毁诽谤范仲淹。一时出现停止修复堤堰的议论，甚至出现追究范仲淹的主张。

朝廷派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前来实地考察。胡令仪曾任海陵县知事、如皋县县令，深知捍海堰的重要。在范仲淹陪同下巡视工程后，他积极支持范仲淹修堤主张，上疏宋仁宗，力主继续施工。

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

诗书对周孔，琴瑟亲义黄。

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言兰一相接，岂特十步香。

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载光。

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

笙磬得同声，精色皆激扬。

裁培尽桃李，栖止皆鸾皇。

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

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在泰州，范仲淹写下《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

北宋泰州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出现了“文昌北宋，名臣名宦交相重”的盛况。其中有在泰州任职的“五相”，即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赵抃；又出现了在文会堂纵论天下、诗歌酬唱的“五贤”，他们是范仲淹、滕子京、胡瑗、周孟阳、富弼。

一座小小的文会堂，却将泰州“五贤”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这里把酒临风，诗词唱和，纵论天下，共同抒写泰州历史上最绚烂的人文情怀，至今传颂不衰。

题目中的滕从事，就是指的腾子京。由于滕子京的邀请，泰州“五贤”一时齐聚清风堂。滕子京眼看酒过三巡，便趁机提出为清风堂写记的事情，大家都答应回去写。

谁知，范仲淹沉吟一会，便即兴赋诗道出了上面这首诗。

滕子京于是命人将这首《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一诗裱起来，挂在清风堂内。

后来，清风堂也因此改名为文会堂。

一年之后，范仲淹丁忧守制离开泰州。

两年之后，滕子京也离开泰州，文会堂从此人去楼空。

多年以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约请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写序。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贬谪的邓州任所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

这一前一后同为滕子京约稿的千古名篇，见证了二人多年的情谊与始终胸怀天下的忧乐情怀，最终成就了各自在历史中的价值。

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作为孝子应为母亲守孝，他不得已离开泰州，居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宁陵县。

范仲淹在丧母的悲哀中，仍以修堰之事为念，特意写信给张纶，再三申说修复海堤的利害，请他不要因为自己丁忧离去而终止这项工程，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

张纶深为范公的来信所感动，在胡令仪的支持下，连续三次向朝廷切奏兴筑之利，自请兼任泰州知州，力排万难，表示一定要按时完成修建。天圣五年（1027年）秋，捍海堰的修筑再次兴工。

在张纶和胡令仪的协同指挥下，前后历时四载，捍海堰终于在天圣六年（1028年）初春建成。大堤底宽三丈、面一丈、高一丈五，长一百四十三里。大堤修好后，百姓不再颠沛流离，农业、盐业均获其利。

范仲淹修堰治水，在苏北特别是泰州一带民众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丰碑。百姓为了纪念为民请命的范仲淹的功绩，把“捍海堰”称为“范公堤”。泰州、兴化、海安、西溪、安丰、梁垛的百姓建起“范文正公祠”“三贤祠”，以纪念为筑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张纶、胡令仪和范仲淹。

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听说范仲淹很有才华，便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的声誉越来越大。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当时晏殊在枢密院任枢密副使，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于是面圣，陈述范仲淹的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秘阁校理虽然官不大，但毕竟是皇帝的近臣，只要用心经营，未来必定可期。

然而，在地方摸爬滚打十三年、深谙为官之道的范仲淹，却偏偏要直言立朝，哪怕是面对垂帘听政、权势煊赫的太后，他也毫不畏惧，照样直言进谏。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已经十九岁，但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

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到内廷，但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太后震怒，结果可想而知。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通判；次年，调任陈州（今河南周口）通判。直到太后去世，范仲淹才得以回京。

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

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

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

他还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渐渐打动了宋仁宗。

阅读词之国最新章节 请关注盘古小说网(www.lawace.cn)